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，西方列强就试图与清朝最高层建立联系，但在当时的清朝体制下，西方还不具备与清朝平等交往的资格。
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方就要见咸丰，结果咸丰跑了
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列强都有把国书递交给皇帝的诉求，这让当时的咸丰是不能接受的。蛮夷之人，还想见大皇帝，怎么可能。于是打打停停，英法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咸丰已经跑到热河去了。到了1860年中英《北京条约》签订，在条款了加了要在京驻公使。这样才有机会见大皇帝了。
1861年清政府说皇帝太小不方便见
1861年3月，西方各国公使陆续进入北京，但觐见皇帝之礼一直未能实现。当时的理由是咸丰在热河，不便举行。后咸丰帝去世，新皇帝同治帝太小，太后不便见外人。驻京的公使想亲递国书也不可能，一些公使将国书副本递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要不要让西方公使见皇帝，封疆大吏讨论后，还是认为不遵守清朝礼治就不行
1867年，《天津条约》换约时间快到了，奕䜣让沿海疆吏提对策。下发的圣旨第一条就是觐见之礼，“自古两国修好，使臣入觐，载入史册…今夷并未进入中国，而必以中国之礼绳之，其势有所不能”。意思是不能像以往一样，还要以中国之礼约束西方使节。
这种现在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，奕䜣一个人都不敢拿主意。沈葆桢、刘坤一等大臣，均不同意改变清朝的觐见之礼，甚至要备兵与夷人打仗。曾国藩、李鸿章等重臣均委婉表示不能改废礼仪。只有左宗棠表示可以以西方礼仪觐见。
如此大规模的讨论觐见礼仪，足见觐见之礼对朝廷的重要。沿海疆吏与西方已经交往这么多年，对觐见之礼还是固守传统。
1869年，修约时，因同治帝年纪尚小，没有觐见。
同治帝结婚后，清朝再次讨论西方公使见皇帝的问题，1873年终于实现了
1872年，同治帝大婚，意味着亲政。第二年，日本来中国换约，提出皇帝亲政，我们要去送书，恭贺。李鸿章上奏皇帝，西洋各国要觐见皇帝，让皇帝定夺怎么样的方式。
1873年，同治帝亲政。西方五国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，要觐见皇帝，以表祝贺。总理衙门与五国使节进行了谈判，可以见，但要下跪。西方使节当然不同意。
此时，李鸿章负责筹议，他已经改变了1867年时的态度：“彼求之十数年，迄今仍不准一见…倘拒之于目前，仍不能拒之于日后，甚至议战议和”一个觐见之礼十几年还没有实现，甚至引发战争，所以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 应该想怎么见的问题。
与西方各公使前后谈判3个多月，最后确定各国公使不行跪拜礼，他们觐见本国君主行三鞠躬，觐见清朝皇帝改为五鞠躬。奕䜣自然知道礼仪变动，是朝廷的要事，因为觐见之礼已经多少年讨论。他把与各国公使谈判的文本上奏同治帝，同治下旨，同意各国公使觐见。
1873年6月29日，五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同治帝，持续时间半个多小时。紫光阁并不是皇宫，而是皇家花园，以往是接见藩属国的地方。清朝一直耍这种小聪明。
从鸦片战争开始，到接见西方公使的实现，用了33年的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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